揭開司法巨塔的面紗,熱血律師帶你踏上《進擊之路》一探究竟

我們理想中的律師是為了真理、為了當事人的清白抗辯到底的正義形象。在他們強悍的背後,實際需要付出許多心力蒐集資料、了解當事人與案件本身的脈絡,而前置作業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整場官司的冰山一角。但是,更多看不見的力量瀰漫、操縱著整個法庭,律師如何用運專業去說服法官、檢察官還有人民?人權律師曾威凱、邱顯智、劉繼蔚等人從 2013 年起從關廠工人案、洪仲丘案、318 學運一直到鄭性澤冤案,他們除了捍衛當事人權益之外也勇於挑戰司法制度的缺憾,這些過程都收錄在即將上映的紀錄片《進擊之路》當中。

《進擊之路》導演蘇哲賢,首部紀錄長片《街舞狂潮》曾獲第 47 屆金馬獎 ( 2010 ) 最佳紀錄片殊榮。先前大多在北京、上海一代工作的他,被這些熱血律師所感動,也看見台灣近幾年熱絡的轉型正義、公民議題的風氣慢慢壯大,蘇導不想錯過與台灣一同成長的機會,因此決心返台著手規劃《進擊之路》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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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律師曾威凱。 圖 / 吳欣怡攝

 

關廠工人案作為起點,律師戰友結盟並肩奮鬥

人權律師曾威凱、劉繼蔚、邱顯智等人的緣分像是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彼此的認識是因為關廠工人案的民事訴訟案件。時間追朔回 1996 年,當時台灣各地工廠惡性倒閉,工人們領不到退休金與資遣費而發起的一連串抗爭事件,屆至 2012 年勞委會以「關廠歇業失業勞工創業貸款」發函要求未還款的關廠工人還款,並打算提起民事訴訟,因此引發另一波工人大抗爭,直至 2014 年勞動部宣布不再上訴關廠工人案後,抗爭事件大致結束。

「其實那是我們最辛苦的時候,一直敗訴、碰壁,卻也因此我們幾個在那時候建立革命情感。」曾威凱律師憶起當年關廠工人案時與劉繼蔚、邱顯智等諸位律師相識並且一起為工人爭取權益的過程,據悉當時案件多達 6、700 件不斷敗訴,對律師來說這幾乎就是「死掉的案子」。在一旁的劉繼蔚律師搖搖頭並感概補充:「我們想探討正義、發現真實,不過法庭還原現實的能力有限……」工人們十六年前因國家無能與資方違法而拿不到退休金與資遣費,歷經長達四年的抗爭後,官方為這個燙手山芋般的問題規劃了解決方案,此方案被官方視為是「借貸」;而勞方認為是「代位求償」。然而多年後,官方竟編列 2000 多萬預算來控告勞工,要勞工還當初被積欠的血汗錢。劉律師繼續失望地解說:「說穿了,在法庭上有辦法還原當初官員與工人承諾與對話的過程嗎?不行,因為這些十幾年前口說無憑的東西都早已不可考了。」

(關廠工人案資料補充:關廠工人爭議其實不複雜,請勞委會不要再騙我們了

在開庭辯論的過程中,律師與法官之間有種微妙不可言喻的關係。舉刑事案件來說,開庭主要為檢察官與當事人委任律師的攻防戰,辯論結束後案件交由法官最終裁量刑罰,因此法官必須專注於檢方與律師兩者之間的辯論,釐清事件的始末及是非,如此一來才能對被告做出最公平、正義且合適的刑罰裁量。

但法官一年需要處理的案件量多得驚人(根據台灣司法院暨所屬機關業務,截自 104 年之數據,高等刑事訴訟案件共終結 32,355 件),因此每次的開庭當中,律師必須以最短的時間去爭取最大的辯論空間與效益,也讓法官更能快速抓住該案件之重點,並作出服膺正義的判決。然而某些檢察官則會抓準這個現象來進攻,「辯護律師有時必須透過不斷嘗試答辯、澄清事實來證明被告的清白,可是一旦辯論時間拉長,法官除了不斷被消磨耐心之外,律師的苦心辯護也很可能被視為浪費司法資源,這樣的處境非常不利於當事人。」

劉律師笑中帶苦地說:「嗯…..如果律師入戲很深,就會很痛苦。」他說律師心態大多粗分為兩種:一種是清楚認知無論付出多少努力,都無法改變判決的結果,選擇理性接受判決,較為冷靜的律師;另一種就是心境完全與當事人合一,掙扎抗辯到最後一刻,入戲很深的熱血律師。

「你知道人生有很多無奈,可是這些無奈,我們做律師的不能接受啊!」因為關廠工人案而一路奮戰到現在的熱血律師,曾律師、劉律師等人,決定繼續奮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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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擊之路》導演蘇哲賢。 圖 / 吳欣怡攝

 

蘇導:「這是一部行動思想紀錄片,如何理解是觀眾的課題」

不同以往的紀錄片形式,《進擊之路》在拍攝取鏡上有許多「重現」的技巧,藉以還原法庭戲,從案件的開庭筆錄中取材,摘出重點成了紀錄片中法庭還原場景裡律師們的對白。因此,不論是哪一個案件,在紀錄片中要完美地重現都是難上加難的事情。而蘇導也提到,很多拍攝的鋪陳需要觀眾親身投入與理解,「理解上來說困難的反而不是如何拍攝與技巧運用,反而是觀眾用怎麼樣的角度來觀賞、評斷這部紀錄片,而這就會是觀眾的課題。」

蘇導接著提到:「洪仲丘案因為牽扯到軍法,算是取材上最困難案件。」2013 年義務役士官洪仲丘於退伍前疑似遭欺凌、虐待致死,因軍方向大眾釋出的態度有待討論,以及案件資料透明度不夠完全,再加上其他軍事醜聞而引發社會輿論關注。由於事件敏感,且牽涉軍法與國防體制威權,資料的取得與授權困難重重。蘇導補充,洪案的資料法庭控管非常嚴密,不能供外界再製,且如果案件讓媒體介入、讓民眾發聲,司法的威權高塔與國防的威嚴容易動搖。兩位律師甚至告訴蘇導:「如果不顧一切直接取用洪案的原始資料畫面,我們的律師執照就馬上被吊銷給你看。」所以《進擊之路》中關於洪案的片段也是使用替代原始畫面的「重現」這種拍攝手法。

形式規劃部分,紀錄片一般分為浪漫的詩歌式或是嚴肅的劇情式。「拍攝當中,適當運用距離就是詩化的過程;有時候則是要直接涉入,像針一樣刺進真實。」蘇導分享片中幾段故事中律師的定位:關廠工人是有關勞工權益,律師作為覺醒角色一起加入;洪案是推動轉型正義,對於審判制度的批判; 318 學運則是全民運作,律師並非主角而是做為「人」來涉入故事中。

「以前的紀錄片手法,大多將完全的真實丟進螢幕裡,可是真實並不等於真理。」蘇導表示真實跟真理之間其實暗藏鴻溝、兩者相去甚遠。群眾會覺得紀錄片就是以真實建構出真理,而不覺得它可以是傳遞思想的媒介之一。「在電影院觀看紀錄片的時候,影片本身就是枚黑盒子,其中單一訊息的強勁度要大,才足以感染群眾。只是為了報導、揭露的話是簡報或是國家地理頻道在做的事情,不是電影。」這是蘇導《進擊之路》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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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律師劉繼蔚。 圖 / 吳欣怡攝

重新剖析案件,對錯不是非黑即白如此直接

「其實拍攝《進擊之路》,當中的台詞、橋段都是我們律師平常會說、會做的事情。」曾律師提到最有印象的拍攝片段是關於一位單親媽媽向總統丟鞋表達言論,卻被判妨礙公務的過程。當時夥伴劉繼蔚律師遠道從新竹搭計程車到士林地方法院,其他律師也相繼趕到,那當中花費的成本、心力遠超過本案件的罰金數量。「但我們認為這值得:在民主社會丟鞋來表達意見應是很常見的現象,當權者本來就會面對各式各項對你的挑戰。當那位媽媽向總統丟鞋的那一刻,就付清了律師費。」曾律師進一步闡述,台灣這樣民主的社會,應該能容忍這種各式意見,再加上這位媽媽的處境,走投無路應是政府的問題。丟鞋,其實不會造成傷害,但它是一種象徵性的言論、應是憲法保障的部分。

劉繼蔚律師在訪談尾聲時提到「雖然經手許多案件,但當事人的勝敗還是很左右我們律師的情緒。」曾律師進一步補充:「許多明明覺得應該,判無罪卻判了有罪。其實很多案件都不是一般人想像的冤案被判有罪,而是有更複雜的情況。」接著曾律師拿一個經手過的案件來舉例,曾律師的當事人是單親老先生還帶個一個小孩,因為生活惡劣無路可走而去偷資源回收箱內的衣服去回收場變賣,一公斤衣物大概只值兩塊錢。「那就是一個真真切切悲慘世界的寫照啊!他當時一旦被羈押,小孩就無人照顧,後續的生活會更艱苦。」曾律師接著憤慨分析:「假設他下午偷了 7 個回收箱,法官一罪一罰,一判就是七條罪。怎麼會是這樣?如果他關了 10 年,又怎麼樣呢?這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刑罰不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尤其是像這類的問題,反而還會因此製造更多問題……」

從開始的關廠工人案,聽律師們一路分享到這個單親爸爸的案件,一般人幾乎都會不禁有個想法: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還能如此堅持做下去,難不成這群律師是瘋了嗎?但曾律師、劉律師卻在訪談最後留下一段霸氣的話:「我們不知道這些情況,在當律師未來五年、十年後會不會不一樣。但,我們現在這些瘋子 (影片中的律師們) 至少會一直瘋下去。」《進擊之路》就像一塊石頭,蘇導演與幾位律師一同拾起它,拋向司法的大海盼能泛起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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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擊之路》紀錄片海報。 圖 / 提案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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