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罪行之後的悲劇改寫」──專訪《蘆葦之歌》導演吳秀菁

「慰安婦」是台灣歷史不可磨滅的印記。是二戰時期國家強制力下的犧牲品,見證日本亟欲擴張的野心;是女性被作為性客體,在性別議題上至今未解的難題。我們遠遠讀著的歷史字句,卻是走過那段歷史的慰安婦阿嬤們要各自面對的人生處境。

 

「如果對你人生造成很大傷害的人不認錯,你要怎麼辦?」

 

這是阿嬤們要面對的課題,也不只是阿嬤們要面對的課題。

 

蘆葦之歌,關於慰安婦阿嬤們原諒與愛的生命故事。

 

痛苦追逐者的提問:我們該如何看待悲劇?

紀錄片《蘆葦之歌》,以慰安婦的晚年生活為題,紀錄 2011 至 2012 年阿嬤們參與婦女救援基金會身心照顧工作坊與平日生活,甚至是他們前往日本抗議的身影。導演吳秀菁說到願意接拍此片的原因,主要是切中了她的「療癒哲學」。

 

「當初會同意有一個共同點是因為,她(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康淑華)告訴我她想拍的東西,她很想單純紀錄阿嬤的晚年。」

 

「而且他不想要鎖定在『控訴』,雖然這個事情還沒有了結。所有人看這個事情的第一個反應都是,為什麼日本不道歉?」

 

接受了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康淑華的邀請後,吳秀菁開始思索,如果不再鎖定「控訴」,那還能拍什麼?

 

「拍紀錄片我一直是個 Pain Tracer,痛苦的追逐者。」

 

在吳秀菁導演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作品《回家》中,她拍攝了死刑犯湯銘雄與受害者家屬杜花明的故事;與《蘆葦之歌》相似的是,兩者都在跟時間賽跑,也都在處理某種人生悲劇對個體生命的纏繞。導演把自己的疑問放進了創作中:究竟,我們該如何看待悲劇?

 

「我十幾年來拍紀錄片,後來做了一個整理,就包括、特別是《回家》,就發現我的哲學應該是說:尋找罪行之後的悲劇改寫。」

 

整理人生,你的人生才會是一部真正的電影

看過《蘆葦之歌》,會被片中淡然但仍讓人掉淚的餘韻擊中,而要理解導演處理生命課題的厚實感,必須先了解導演拍攝紀錄片的理念。在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授課的吳秀菁,提到她給學生的拍攝作業,一定要從自己開始:從「我的名字」、「我的家人」到「我的悲劇」,一步步爬梳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覺得你的生活沒有悲劇,你也可以拍喜劇。但沒有人拍喜劇。」

 

吳秀菁說,拍完了悲劇,接下來則是要拍攝「悲劇改寫」。

 

「如果你不整理你的人生,那你只是一直在拼貼別人的電影。」

 

因為唯有更了解自己,才能重新突破自己,改寫已經造成的錯誤。而這彷彿也是《蘆葦之歌》中的一幕 : 慰安婦阿嬤們輪流跟椅子說話,將椅子當作是生命中那位來不及見到,或是再也無法見到的人,把心中最懊悔、悲痛或感謝的話通通說出來。那是勇敢面對自己塵封的過往,是和過去和解才能從中解脫,才能迎向未來。

 

 

「也許很多人會覺得,難道做一做那些遊戲,阿嬤們就可以得到療癒?當然我也有些懷疑。」

 

但身心照顧工作坊讓吳秀菁體會到「療癒」對阿嬤們的重要,也是點亮《蘆葦之歌》的靈感。以「療癒」為題,這一次,阿嬤們出來訴說當年,不再是為了控訴,而是要整理自己,和自己和解。

 

在身心照顧工作坊裡,相知相惜的阿嬤們也成了彼此最重要的存在。

 

在紀錄片和阿嬤的關係中,我選擇與阿嬤的關係

而對於吳秀菁來說,拍攝《蘆葦之歌》,她其實非常感謝阿嬤們對她的信任。不過,這些信任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剛開始拍攝時,阿嬤們除了在身心照顧工作坊之外,私人的生活,其實都不喜歡拍攝團隊來訪。那是過去的經歷,讓他們對人的安全感降低。

 

吳秀菁認為,後來他們之所以能有這樣的信任,在於吳秀菁將與阿嬤之間的關係放在更前面的位置。

 

例如片中的蓮花阿嬤曾經生病住院了十天,吳秀菁導演就去醫院看了八天。

 

氣質淡定的蓮花阿嬤。

 

「我沒有一天帶攝影機。」吳秀菁說。

 

「我不想要讓她覺得,我去看她只是為了要拍攝。」

 

「我在意我跟阿嬤之間的關係。」吳秀菁認為,紀錄片是由拍攝者與被攝者共同創造的。而在影片之外,拍攝者與被攝者的關係,她也同樣重視,那是人與人之間的互信。正如她最常叮嚀學生的話:「你要拍電影嗎?要拍給人看的嗎?那你要先像人啊。」

 

歷史裡最美麗的是人,他們都是撐下來的蘆葦

「時間」當然也是《蘆葦之歌》中重要的元素。

 

片中的阿嬤最長三年、最短則有一年,是待在慰安所的。導演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但是,你想想看,她的人生最長活到八、九十歲,那是一年的經歷;那,這麼長的其他時間裡,是誰使她受傷的?」

 

 

透過紀錄片映照出時間洪流裡的生命刻痕,對應當下日本政府仍不承認其暴行,導演認為,她所記錄下來的影像,就是一個見證;只要有一個日本人看到,便能知道那些被掩蓋的暴力與傷痛,是確實存在的。那就是紀錄片的珍貴。

 

而在片中出現的日本支援團體,他們到台灣關心阿嬤,以及當阿嬤到日本抗議,也提供接待及引導。這是日本支援團體第一次出現在慰安婦紀錄片當中。

 

到日本抗爭時,小桃阿嬤堅毅而勇敢地訴說著自己的盼望:日本政府應該道歉。

 

「所以並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不承認這件事。」吳秀菁這麼說。日本的支援團體在二十幾年前知道慰安婦這件事情,就來台灣探訪,也在日本推動立法,然而在日本政治勢力角力的情況下,這樣微弱聲音發出了二十幾年,仍未被聽見。

 

而導演也分享,當《蘆葦之歌》在日本放映時,日本支援團體裡一位參與過二戰的渡邊牧師,在看了三次電影之後,跑來跟導演說,他知道為什麼這部片要叫做《蘆葦之歌》了。

 

「他覺得阿嬤是蘆葦沒有錯,她們被壓傷。看了三遍之後他覺得,那些在二戰中被強迫派出去打仗的軍人,難道不是蘆葦嗎?他們不能夠決定他們要去哪,他們為了國家就必須要去做。」

 

「他們在那樣的慰安所做那樣的事情,難道他們的人生沒有因為那樣的事情有任何影響嗎?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在國家利益的夾縫中,個人的生命經常陷在進退兩難的處境中。《蘆葦之歌》意外引出了看似對立的雙方,在面對無情的戰爭時,是同樣無法唱盡的生命哀歌 :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熄的燈火,他不吹滅。

 

 

面對真實,讓電影院成為療癒室

「原諒在我們的文化中很少見。」

 

導演吳秀菁指出,原先並未有讓《蘆葦之歌》上院線的計畫,是由於2013年特映時,觀眾反應相當好。甚至有觀眾說,他從沒遇過在電影院裡前後左右的人都在落淚的狀況。

 

 

其實導演並未有想要透過影片製造煽情的意圖,她想呈現的是:「如果對你人生造成很大傷害的人不認錯,你要怎麼辦?」

 

從療癒出發,讓人生可以是一片片風景。吳秀菁更想知道的是,當我們不控訴時,「有沒有面對真實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