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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之舞-藝術・臺灣・環島
婀娜的舞姿、率性的陔步,佛朗明哥永遠比其他的舞蹈多了一分魔性。 舞者的四肢隨着節奏強勁的結他旋律下即興擺動,每一個動作都是生動的語言,連串的舞步構成一套只有表演者和觀眾才能體會的情緒交流。然而,這種以肢體語言而聞名的舞蹈背後卻隱藏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造就其別樹一幟的風格。佛朗明哥最初起源於中世紀的西班牙南部,當時聚居的摩爾人由於遭受政治和宗教的逼害而被迫離鄉背井。作為他們獨有的文化圖騰,繼承了他們在音樂和舞蹈上的傳統,成為摩爾人的共同語言和文化象徵。 今天,這支流浪者之舞所承載的精神卻可以在一群臺灣藝術家身上找到:他們同樣熱愛自己的土地,亦希望能夠透過藝術為臺灣略盡綿力。 (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流浪為了我,夢中的橄欖樹。 「20-Olives-給在青春裡流浪的人」,眾集了幾位臺灣年輕的藝術新血。他們即使在不同的藝術領域各自闖蕩,但毅然放下手頭上的工作,一點點的將藝術滲透到臺灣的每一個旮旯。他們本來素不相識,生活上亦沒有任何交錯,也許只有藝術這種共同語言。但僅僅是這點已經足夠讓大家成為互相的環島伙伴。 佛朗明哥舞者兼團長薛喻鮮分享了團隊名稱的由來:「我15歲的時候開始跟着學校到西班牙不同城市巡迴演出。有一次穿梭在公路上看到一棵孤伶伶的橄欖樹,旁邊什麼都沒有。然後我突然就哭了。」孤獨地佇立在一片荒原上的橄欖樹,耳邊縈繞着三毛「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的異鄉客,他們在各自的流浪中相遇。在青春裡流浪的人,少不免會遇上鄉愁和寂寞。然而,年輕的流浪是一生的養分,每一段流浪的經歷都是一個尋找自己的故事。 […]
13807公里自學之路,花蓮孩子的「美國夢」
花蓮和美國佛羅里達州的距離是多少?Google地圖告訴我們是13807公里。但兩地之間的文化和語言差距又豈止這個數字?然而,在花蓮偏鄉的一條小村落裡面,兩位剛從國中畢業的女孩葉欣和育如卻懷着一個「美國夢」:她們希望可以到美國學習自學,並將經驗帶回臺灣。兩位女生即將起程前往陽光明媚的佛羅里達州,現正籌措經費。究竟這個臺灣與美國的邂逅會產生怎樣的火花?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豐田村的鄉土情懷/從偏鄉到城市 從花蓮市中心開車到豐田村大概要半個小時左右。沿途你會看見房子越來越稀疏,這是一趟從城市走到自然的旅程。「如果我現在要用一個形容詞來形容豐田村的話,我想應該是『大家庭』吧!」,她們會這樣覺得。我想,豐田村大概就是這樣一回事:雖然它沒有大都市的繁華,但大家都是很熟絡,互相守望相助。然而,世界很大,豐田村終究是一條小鄉村,兩位女生也許不想只是在這條小村莊裡面待着:「對我們來講,這裡比較算是鄉下的地方,所以會對大城市有所憧景。」在憧景和期盼的同時,她們難以避免的也會對大城市的生活感到陌生。長時間生活在鄉郊地區,高樓大廈的壓逼感不是一下子可以調整過來。「我覺得城市的壓力也會比較大,反正不像是鄉村那樣的悠哉游哉的慢活。」,她們如是說。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五味屋的自學經驗/從社區到社會 教育對偏鄉而言是其中一個比較嚴峻的挑戰。一路而來,臺灣鄉村地區因為地理位置相對偏遠,學術資源也比城市裡的學生來得匱乏。另外,在豐田村的家庭類型主要以隔代教養、單親、新住民為主,導致村內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教化出現斷層:「村裡有些孩子家人長期不在家,打開門都見不到人。」 […]
黑洞裡降下的繩索《天愛婦女自助計畫》:「烏干達居民真正需要的,是看見」
六月下旬,採訪的當天晚上馬上要飛往烏干達的天愛婦女自助計畫負責人 Yoshi 與她的工作夥伴來到 flyingV 的辦公室。那天受訪的成員都是女性,主要創辦人 Yoshi、台灣市集活動負責人 Vaillys、負責宣傳策略的 Anna、擔任行銷分析的 Joan、還有統整台灣工作事項的琦夢姊,五位女性各自負責不同領域,也散發出截然不同的氣場,使我在訪問開始前便強烈感受到屬於女子的力量,準備好來場充滿女力的對談。 抵達理想國度 生活卻不盡理想 […]
當寂寞化為男體的千百姿態,末生学用攝影為情緒找出口
生活過著過著,總有這種時候:回到家後,一室昏暗;開起燈來,心中的抑鬱卻揮之不去。這樣的灰暗心情,在康郁達的鏡頭下化成一張張寂寞的生活記事:有光,卻蒼白地揭露了隱於暗處的厭世頹喪。 雖多以人體為拍攝主題,康郁達卻堅信:「如果是一件有趣的作品,不應該因性別或是模特兒外型有好壞的區分。」為了表達對大眾對模特兒外貌偏好的反動,新作品《寂寞出口》不將視角放在精雕細琢的肌肉線條和大量 PS 的「陶瓷臉」,而是聚焦照片的孤獨意象:「剛開始籌備會持續在網路上露出照片,有相同理念或是感興趣的人就會找我們合作(拍攝)。」攝影集中的二三十位模特兒皆是素人,影像裡的寂寞情境也多出自現實經歷,緊扣康郁達的攝影理念:「紀錄真實」。 康郁達從小就喜歡攝影,小學曾短暫加入攝影社,雖因高昂的底片沖洗費用最終退出,對攝影的熱愛卻未因此消逝。直到在日本工作存了點錢、狠下心買了好相機,他才在周遭人的鼓勵和賞識下成為全職攝影師。康郁達借用日文中的漢字「末生学」詮釋自己的創作理念:「你可以把它想為『最後的殘存者』,我們一直在追求人的原貌,所以也許我們就是非主流的最後一個人。」 迷宮入口不一定寂寞 提到《寂寞出口》收錄的第一張作品,康郁達秀出這張照片:作品上方隱約可見綠茵森森,與其相映的是斑駁紅牆;畫面中的大男孩笑得燦爛,頭上胖呼呼的貓咪則不甚情願地抗拒地心引力,成為男孩的新興時尚。畫面逗趣可愛,但,這和「寂寞」有什麼關係? […]
海外種子醫生赴臺進修,顱顏患者見曙光
假如你是一個蒙古男孩,學會騎馬是一件自然不過的事。可是對於九歲的桑賈而言,跨坐在馬背上晃悠的欣賞着草原的風光卻是遙不可及。 甫出生他就已經是一名顱顏患者。由於頭骨有多個缺口,稍為激烈的活動盡可能都要避免。這樣的情況下他注定與騎馬無緣。可幸的是,他遇到了羅慧夫顱顏基金會的義診團隊。 自2010年開始,基金會一直在跟進桑賈的情況,亦在蒙古為他做了矯型手術。然而,修補頭骨的大手術必須在一間擁有更好醫療設備的醫院下進行。於是乎在今年初,基金會資助桑賈來臺進行顱骨修補的手術。利用最新的3D打印的技術,長庚醫院的醫療團隊成功填補了桑賈顱骨的缺口。可能是第一次要面對這麼多的人,靦腆的他雖然在發佈會上表現害羞怕生,但他也表示回國後很希望可以一嘗騎馬的滋味。這次的成功除了要歸功於長庚醫院一眾醫護人員外,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一位長期為顱顏患者默默耕耘的重要人物。他便是羅慧夫顱顏基金會的創辦人-羅慧夫醫師 (Dr. Samuel Noordhoff)。 羅慧夫醫師與臺灣的前世今生 五十八年前,羅慧夫醫師以醫療宣教士的身份應馬偕醫院之聘請,偕同家人由美國赴臺行醫。往後他更與臺灣這片土地結下不解之緣:成為長庚醫院的創院院長,更創立了臺灣首個顱顏醫療中心和顱顏基金會,為台灣的顱顏患者點燃希望。 當初羅慧夫醫師剛抵埗臺灣的時候,發現在臺北的中山北路上有不少顱顏患者。他們的智力完全正常,卻因為令人側目的外觀而被逼成為這個城市的邊緣人。有鑑於此,羅慧夫醫師耗盡他畢生的精力,致力為臺灣一眾顱顏患者提供一流的治療。於1987年,他領導下的長庚醫院建立了全臺首個「顱顏中心」;兩年後,這位外籍醫師更捐出他三佰萬臺幣的退休金,成立了「羅慧夫顱顏基金會」,繼續為顱顏患者服務。 […]
不以銷售為出發,為環境而做!《一呷顧一甲》友善農業的推廣之路
同樣是空心菜,傳統市場一把十塊的、超市裡擺放有機驗證的、小農市集中農友自產自銷的,你會選擇哪一種?不論是哪一種,都是農友辛苦栽植的成果。但是如果有一種作物,不以市場銷售為出發點,而是以維護土地、環境、人類為宗旨所種植,你會不會被理念吸引而稍微駐足停留,感受友善作物的美好?學生團隊《一呷顧一甲》發起友善農業推廣計畫,要從食物開始守護這片土地! 慣行?有機?友善? 農業的各種樣貌 《一呷顧一甲》是由台大創意創業學程(簡稱台大創創學程)的學生所組成的自發性團隊,學生們在眾多社會議題中選擇了農業作為其關心的議題。「農業這個範圍太大了,在探索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除了傳統慣行和有機農業以外,還有『友善農業』這個理念。」團隊總召維安劈頭就表示友善農業並非新的理念,但是缺乏關注,讓實行友善農業的農友們始終無法獲得更多資源。而最常聽見大眾對友善農業的疑問是:和有機農業有什麼不同? 常見的農耕方式可大略分為兩種:慣行農業與有機農業。慣行農業泛指農民施用化學農藥及肥料耕作,化學農業可確保作物的外觀,保障農民的收入來源,此為較傳統的農法;而有機農業指的則是農民不使用化學農藥、肥料,投入大量心力及時間照顧作物,同時也負擔起許多有機驗證的成本,為了達到極大化效益,有機農民可能將土地圈養,在指定範圍內施行有機種植,圈養土地的結果可能造成生態的不平衡。 為了解決有機農業圈養土地造成生態不平衡的問題,友善農業出現了。農友開始將消費需求向後退一步,將環境與人類之間的平衡視為最高標準,只要是對環境和人類友好的耕作方式皆能稱之為友善農業,而符合友善農業的三項最低條件是:不噴灑化學農藥、適地適種、生物多樣性。即使已經有了條件限制,友善農業聽起來仍然是個非常大範圍的領域。此時,坐在我對面的維安沉穩地說著:「其實意思就是,不要強求大自然去改變什麼。」自然該是什麼樣貌,便依著那個樣貌發展,取我們所需,也盡可能不傷害這片土地,如此簡單而已。 […]
「透過創造了解人和萬物的連結,心會變得更謙卑、更感恩。」他們用三輪車哲學實踐生活的可能
「這裡是可以休息、看書、打坐的地方,當然我們也可以在上面表演……」眼前的女孩雙眼閃著興奮神采,向圍觀民眾介紹她心中的「寶」: 一輛能夠在上面「生活」的三輪車。她是陳紫綸(以下稱小ㄈ),是這次魔法三輪車計畫的發起人之一。或許是表演工作者善於「表達」的天性使然,一旁的曾捷弘(以下稱阿放)說起故事來,同樣有種吸引人的神奇魔力,讓兩人堅信的生活觀─「創造比購買更重要!」─蘊含了深厚力量:「當你完全理解自然和自己的關係時,對生活,你會有不一樣的思考。」 這並非提倡慢活人生的陳腔濫調,而是小ㄈ和阿放親身入山、協力造屋和到各地探訪生態家園後的切身感悟。對小ㄈ和阿放來說,感動化為實作的第一步,就是製造一台環境友善的移動房車,乘載著迫不及待被分享出去的美麗故事,告訴人們:「世上有千百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人人都可以成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透過創造,我們得以成為更好的人 小ㄈ和阿放都是優人神鼓的團員,作為表演工作者,兩人對大自然一直懷抱「憧憬」:「是一種很想去親近自然、自在生活的嚮往。」去年山鹿自然工作室的李後璁到優人分享自己入山八年來的經歷,十月的山上有點冷,李後璁帶領優人神鼓的團員堆起樹枝生火,也說起自己在森林跟著動物足跡行走、用泥土掩蓋氣味的山林經歷。「聽到這些美麗的故事,我們的心忍不住撲通撲通地跳。」 受到啟發,阿放也實際入山一個禮拜,短短七天中,他鑽木取火、學會取芭蕉絲編繩子,也真實看見一隻雞從屠宰到被送上餐桌的完整歷程。在山裡的每一天隔絕了與現代文明的聯繫,卻讓他更深刻地和自己對話,也重拾現代化分工所剝除的生命溫度:「我們不知道一件衣服、蔬菜、房子的製作過程,我們只是消費、拿到成品。但透過『創造』,我們可以更了解萬物與人的連結。」 […]
不再出走!臺灣芭蕾舞團要讓愛跳舞的孩子,「在自己的土地上發光發熱。」
悠揚樂音響起,身穿潔白舞衣、腳踏硬鞋的舞者翩然現身。明明是那樣夢幻的白色紗裙,卻隨著精準優雅的肌肉延展,展現出另一種傲然姿態。跳躍、踮腳、小碎步;硬鞋立起的瞬間,舞者彷彿脫離了重力的箝制,單留一只重心腳支撐起華麗旋轉,柔美外表下蘊含的強韌能量令人震懾。 這是芭蕾,是娜塔莉波曼在《黑天鵝》中至死方休的完美追求,也是世上許多舞者為之傾心的舞蹈藝術。芭蕾舞源於歐洲,近百年卻開始在亞洲展現不同面貌。除了經典舞劇《吉賽爾》、《天鵝湖》,亞洲文化和芭蕾元素撞出許多新火花,如韓國環球芭蕾舞團改編家喻戶曉的民間傳說,推出芭蕾舞劇《沈清》、香港芭蕾舞團改編經典紅樓夢推出《紅樓夢—夢紅樓》等。 反觀臺灣,六十多年來的芭蕾教育從未經過長遠規劃,既缺乏國家級舞團也無專業芭蕾學校,臺灣芭蕾舞團發起人之一王永同因而強調:「現在不做(舞團)什麼時候做!」藝術總監莊媛婷也回憶,「以前我身邊的同學─包括我自己─都想說長大以後,要去國外考芭蕾舞團。」臺灣愛芭蕾的孩子難道只有「出走」一途?台灣芭蕾舞團的創立正是希望提供另一個選擇:「要讓愛跳舞的孩子,在自己的土地上發光發熱。」 提供舞台 激盪出更有創造力的舞者 有人曾說,舞者就像候鳥,為了進入頂尖舞團演出至各國競爭;臺灣的芭蕾舞者卻更像失根浮萍,由於臺灣觀賞芭蕾風氣不盛,舞者除了短期表演合約,大多以教舞維生,表演空間大幅限縮。所以臺灣芭蕾舞團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提供「舞台」,同時培養出富有「創造力」的舞者。 王永同認為創造力難以在課堂上習得,而必須透過實際演出的排練和思考,累積藝術性、音樂性和對自我身體的覺察。王永同以編舞者和舞者間的互動來說明「創造力」如何運作:「編舞者透過編舞有個想法想展現,再看舞者要怎麼用身體表現出來,重點是要如何把一系列枯板的舞序賦予『生命力』。舞者的詮釋會帶出線條、呼吸、力道等大大小小的細節,這些都可以回饋給編舞者『原來還可以這樣發展』。」 然而臺灣舞蹈訓練總要求學生在技巧上達到「一百分」,早年更會在言語及肢體上給予學生莫大壓力,這些都扼殺了舞者創造力的培養。如莊媛婷高中就讀舞蹈班時,學生到了學期末必然要進輪流進辦公室被老師們批評。她從那時便開始思考:一板一眼地達到老師標準是否真是自己想要的。因此舞團不論是徵選團員和排練過程,都很注重舞者的創造力。 […]
惡趣味的反擊!內地搖滾:認真就輸了,我們用最不認真的態度把事做好做滿
在這裡,「台灣中國,一邊一國!」以各種語氣、情緒存在於每個擦肩而過的靈魂裡。人們等待在某個恰當的時機點用盡全力喊出這句話,聲嘶力竭地宣示自己的立場。充分表現即使受到打壓、牽制,但這群人並不因此喪志,仍然在縫隙裡堅定地捍衛理念。這裡是南投,台灣的內地,也是音樂祭「內地搖滾」要長久降落的陸地。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台灣藝人們經常性地稱呼中國為內地,這樣的說法無形中承認了台灣是附屬於中國的領土。為了表示立場,內地搖滾創辦人陳威仲從饒舌歌手大支的歌曲《蘭芭詞》裡的一句「台灣內地是南投」獲得靈感,以此為發想舉辦音樂祭。南投縣是台灣唯一不靠海的縣市,理所當然成為台灣的「內地」,擁著台灣人主體意識的音樂祭—「內地搖滾」就這麼誕生了。 戲謔到底 反向操作更能達成效果 內地搖滾號稱「最故意的音樂祭」,嘗試用戲謔、玩笑的態度面對政治、國家主權這些聽起來不免沉重的議題。在去年的活動中,內地搖滾首度與網路知名反諷節目《眼球中央電視台》合作,訪問多組樂團,要求台獨樂團公開道歉,用極盡嘲諷的方式表示立場。「我們發現惡趣味反而能傳達更多理念。」主辦人陳威仲說道。 「我們一直在證明反向操作是更可以達到效果的。」即使一路走來遭受不少人抨擊,陳威仲仍對內地搖滾充滿信心,在這個「認真就輸了」的年代,內地搖滾用最不認真的態度做最認真的事。 […]
學生團隊《漁音》紀錄漁歌古調,奮力保留將消逝的傳統文化
「十尾、兩尾,共啊十二,十二、四尾,共啊十六。」舀起一瓢水,水中的魚苗清晰可見,此時將看到的魚數量唱出來,舀水的手和歌聲不曾中斷,便創造了一首首在魚塭才能聽到的歌,也代表了台灣傳統漁村的文化。這樣的歌曲稱為「數魚栽」,魚栽指的是台語的「魚苗」,在傳統漁業交易時需要一尾一尾的數,這麼做除了確保魚苗的交易數量外,也增加了買賣雙方的信用。然而隨著時間演進,在漁村裡會唱數魚栽的漁民都成了村落耆老,數魚栽也成了即將失傳的技藝。 為了記錄這項傳統漁村文化,台北海洋技術學院視覺傳達設計系的學生們以此為主題製作畢業專題「漁音」,盼望能藉此喚起人們對非物質文化的珍惜,也記錄下專屬臺灣養殖漁業的特色。 走訪過程重重艱辛 「漁音」團隊花費一年半的時間,走訪了全台僅存的三個仍然保有數魚栽文化之處:屏東楓港、台南七股及台江一帶、彰化花壇。當他們踏上中南部的土地時,語言不通是他們遇上的第一個難關。團隊成員中只有兩個人略懂台語,其他人則是一概不知,面對滿口道地台語的漁村耆老們,想深入了解數魚栽文化的團隊成員們只好將錄音檔重複播放至聽懂為止。「有時候他們說的很快,我們又聽不懂,只好裝聽的懂,說『喔~這樣子喔』,然後回去再反覆的聽錄音檔。」翊榛晃著頭,生動地重現採訪經過。 雖然仍會唱數魚栽的長輩人數並不多,尋找相對容易,但談起找尋目標的過程,團隊還是遇到不少狀況。思柔說大部分的受訪者是到當地問里長或問發展中心哪裡還有仍會唱數魚栽的耆老;有時候真的問不到,就在路邊走走,看哪裡有魚塭,就跑去問魚塭的主人會不會唱,還真的因此找到了幾個意外的耆老們。「我都說他們就是憑著一股傻勁在衝,要先看到有魚塭,還要確定有主人,主人還得要會唱。」指導老師陳維翰在旁邊笑邊欽佩他這群可愛的學生們。 […]
和悲傷和解:從繪本《Luna之森》看死亡、思念和珍藏回憶的釋然
有關「繪本」的記憶,通常帶著溫暖而明亮的色彩。幼稚園時和朋友們圍成一圈,興奮地聽著老師娓娓道來那些神奇冒險。眼前瑰麗的圖像跳躍著,耳邊是老師隨角色變換聲音的活潑語調。 相反地,那些內心深處與「死亡」有關的聯想,總被染上不祥的黑色。我們社會很少主動談及有關死亡的話題,而那些所愛之人從凋零到逝去的記憶,是許多人不願回想的痛,彷彿主動提起就得重新撕開心底結痂的傷口。 那麼,要如何用繪本「談死亡」? 《Luna之森》用一連串在森林裡的繽紛冒險告訴讀者,即使現實中少了所愛之人的陪伴,但美好回憶將恆久長存。 《Luna之森》,紀錄勇氣和悲傷的思念之書 台北午後的空氣微涼,《Luna之森》的兩位作者─黃子純和戴怡平─卻在螢幕那端傳來自南國的熱情問候。他們是高應大文創系的學生,訪問過程中,好交情的兩人不時小損彼此或開心大笑,然而提到《Luna之森》的發想源頭時,原本歡樂的採訪氣氛卻沉靜下來。這個以「死亡」為題的繪本創作,背後同樣有個和親人逝世有關的故事。 怡平提到,自己實習的畫室先前有個女孩小庭請了兩節課的假,原以為是普通事假,後來才聽說是小庭母親過世,請了喪假。令怡平驚訝的是,女孩回來上課時沒有顯露出任何悲傷、消極的情緒,而是很快回歸原本的生活秩序、認真畫畫。「偶爾在畫室畫畫時討論到家人的議題,她也會和我們分享一些和媽媽之間的回憶。」怡平用輕柔的嗓音回溯起這段記憶,「我那時有很多想法,也會想問她說你還好嗎、關心她的學校生活。但很怕她其實只是一直壓抑自己的情緒,我的關心反而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和子純分享這段故事後,兩人決定用創作紀錄對小庭成熟模樣的感動,同時將想對小庭說的話轉化為圖像和文字,「因為她給我們一個勇氣的禮物,我們也想要給他一個禮物。」這份禮物即是兩人共同創作的繪本─《Luna之森》。 […]